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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中国需要怎样的投资

发布时间:2021-01-21 16:40:18 阅读: 来源:高头车厂家

陆铭:中国需要怎样的投资

比争论投资是否过多更有意义的是,要思考投资去往何处。  增长的黄金律  让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挣了一笔钱,你花掉多少,多少用于再生产?显然,吃光用光不好,这样,生产不扩大,既有的设备又要折旧,以后,生产肯定是要萎缩的。反之,不吃不用,也肯定不对,人都活不成了,还谈什么未来?更重要的是,如果全社会都不吃不喝,明天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投资就没回报,就算是今天的生产扩大了,明天也挣不了什么钱。那还不如今天多消费点,生产不要扩张得那么快,明天生产的东西反而能卖个好价钱,从长期来看,这反而可以使生产的增长可持续。  上面这个例子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理论里“黄金律”的通俗版,它的结论是,最佳的经济增长路径是要找一个消费与投资的分割点,这个点好比战国宋玉笔下的美女身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消费和投资和分割是不是最优的,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装备差距多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所以,应该问的问题是,中国一直以来的高投资率是否已经偏离了这个“黄金率”。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不能让中国经济重新走一遍来时的路,把投资占GDP的比重调低一点,然后比较一下,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不是反而更快了。  于是,有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在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上的问题,就只能找其他国家的情况来作为参照系。一比就明白了,中国经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比别的国家都高,不仅比发达国家高,而且比同样勤俭节约的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高,甚至比他们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都高。从最近十多年的趋势来看,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还有所上升,消费率却有所下降。这样,我们就很难相信,中国目前的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在“最优的增长路径”上了。  上面的逻辑有一个可能的漏洞要补上,就是在开放的环境里讨论问题。如果世界上有另一个经济体(比如美国)能够持续地增长,而且他们愿意持续地购买中国的出口产品。之后,中国人再把挣来的钱拿到美国买股票,分享他们的经济增长成果,而这又需要人民币是自由兑换的,中国的老百姓可以直接到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去作买家。那么,中国人多储蓄一点也不要紧,可以搭别国的便车,长期来说,增长更快。可惜,上面这两个条件的前一个已经破灭,后一个仍不成立。  投向制约消费的短边  比争论投资是否过多更有意义的是,要思考投资去往何处。在经济增长的“黄金律”这件事上,投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但还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有些投资(特别是出自政府的公共投资)可能投向制约消费的短边。这样,虽然目前的投资显得有点高,但从未来来看,却可能使得制约消费增长的瓶颈因素得以放松,从而改善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  最近几年里,新一轮的政府投资热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投在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铁。在中国城市日益拥堵的今天,投资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提高城市运作的效率,缓解交通瓶颈对于城市发展造成的制约作用。而其更深远的意义则在于,它能够扩大城市对于人口的容纳力,能够进一步发挥城市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特别是服务业)的作用。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是明显可见的。一种误解是,全世界的地铁都亏钱,所以,地铁是没效益的。对于基础设施的回报不可作此简单的计算,而应该考虑到它对于整个城市发展和税收增长的提升作用。鉴于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南昌地铁融资中允许地铁公司经营地铁沿线的土地,可以将地铁沿线的土地升值收益再投入到地铁建设中去,这个做法聪明,可推广。  地铁建设对改善城市的生活质量有切实可见的作用,否则老百姓也不会“地铁修到哪,房就买到哪”。以我的一项用上海数据所做的研究为例,地铁对房价的带动作用大约是在距离城市副中心7公里之外显现出来。  剩下的问题是应该严肃地评估一下,在特定的城市,是建地铁好,还是其他公共交通设施(比如轻轨和有轨电车)更加有效益。毕竟,不同的交通基础设施的造价差别非常大,而不同的投资所带来的对于城市发展的收益差别是否同样巨大,是需要具体评估的。否则,政府借钱造地铁,最后可能会使地方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投向公用事业  按世界银行报告的提法,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如果你相信经济增长最终是为了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减少贫困人口,那么,经济发展的重点就是发展城市。当然,这不是说不要向农村投资,恰恰相反,应该通过发展城市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二、三产业的转移,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对于农村的反哺才是可持续的。  即使是向农村的投资也要区分投向了何处。在刺激内需的口号下,大量的建材补贴用于鼓励农民在农村建房,问题是,为什么不将同样的补贴用于农民进城后的租房呢?另外,与其将补贴用在农村建房上,不如将钱花在农村的教育和医疗上。随着进城的农民越来越多,房子建好后是带不走的,而教育和健康却是人到哪就跟到哪。  给定城市化是个大趋势,对于进城农民的教育投资应成为重中之重。如果对此不及早重视,那么,将来中国产业进一步升级将面临劳动力技能的制约。另一个稍显乐观的可能性也好不到哪里去,那就是,一部分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能够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而农民的下一代却跟不上,结果就是,社会的收入差距将扩大。  对于城市学校(尤其是高中和技校)的投资应该大力加强,不用犹豫。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拥有丰富高等教育资源的大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高等教育获取权,不愿意让外来人口分享。连带的后果是,在高中教育阶段,外来移民也不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利。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一些外来移民和他们的孩子流动性很强,对学校的管理是会造成一些麻烦,但是,未来中国城市的人口总体上是增长的,在大城市人口增幅将更大。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改革,外来移民中长期定居的比例将会提高。看清了这一趋势,正确的政策更应该是让农村进城的移民和他们的下一代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防止他们在未来产业升级的进程中掉队。  另一个要加强投入的是社会保障。但我说的不是社会保障的“水平”,而是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当前,在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真正成为盲区的是还是农民工群体。以养老保障为例,在全国统筹仍未做到,个人帐户仍不能跨省携带的情况下,农民工如果未能在一地连续缴纳15年社会保险,那么,在其离开当地时,他只能带走个人帐户里的钱,而雇主为其缴纳的部分却只能留在当地。结果,大量农民工宁愿不签劳动合同,拿一个相对较高的现金收入,也不愿意拿一个相对较低的现金收入加社会保障。企业也乐于此,因为后者的总成本更高。表面上,劳资双方皆大欢喜,结果却是,以农民工为主的城市移民群体需要为未来的风险而储蓄,其消费将受到制约。一旦发生风险(比如生病),城市移民群体的支出会因无社会保障而增加,而其他的消费则被相应挤出。  应克服投资结构的“取长补短”  不管是教育、卫生,还是社会保障,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好一些,至少,其对于民生、招商引资和税收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从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长期以来,政府的支出明显偏向于基础设施,而科教文卫等方面的支出则被相应挤占。  从根本上来说,往哪投资是个政府决策目标的问题。在支出结构上“取长补短”的现象和地方政府官员目标的短期化有关。一届地方政府官员只看当前的经济增长和税收,当然会忽略长期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当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地方政府更是要解决火烧眉毛的事,投资的重点还是会放在基础设施上。我只是希望,即使是投在基础设施上,地方政府也应多考虑那些对消费构成制约的方面,或者能够有利于促进生产率提升的项目。  至于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在当前官员目标短期化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官员认识的转变。我近期的研究发现,在那些由大学教育背景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省委书记领导的省份,其科教文卫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大约1.4个百分点.  地方政府官员的教育背景影响到了他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了政府支出结构,这是件好事。在最近十多年来,省级主要领导中,大学背景是人文社科类的比重在显著增长,这可能会使得政府支出的结构向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方向调整。但同时,这又不是件好事,如果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这样的大事都要决定于具体的在任领导,那么,也很难保证有关投资方向的错误决策不会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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